按：此系列系著名作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讲课时的讲稿，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小说的艺术。王安忆对小说艺术有独到的感悟和理解，将小说定义为在现实世界之外筑造出的“心灵世界”（这对于理解其他艺术形式都有深刻启迪）。讲稿既有理论上的解说和分析，也有从创作论和鉴赏论角度的评述，鞭辟入里地评析了小说的创作动因、途径和艺术。

我来复旦大学讲课心里也颇惶惑，我不知道我能否讲好，但我会尽力。这十几周课我想用来探讨一个问题。这问题虽则简单，却也是许多人一直在探讨的，这便是：“小说到底是什么？”我的问题并非针对其在社会上的功能，并不是问它的社会位置是什么，而是它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它本身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开这门课，而不愿以一种讲座的形式。有许多大学和文学社团常请我去开讲座，我一般都拒绝。但我接受复旦的邀请，来此花很长时间开一门课程。动机何在？

我时常在想，我们这种人，也就是我们这种写小说的人到底在干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位置非常奇异。当有政治运动，特别是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繁的时期，我们常会成为枪，或者靶子，批评的对象或批评的工具，总是这种作用，逃脱不了的作用。历来的运动中，作家正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无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很难摆脱，尽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多办法去摆脱它。在文革之后，“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我们成了民众的喉舌或心声，当民众感觉到有话要说，我们便抢在前边说了。那个时期现在有许多人将其定位为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有那么多人读小说，而且几乎每篇小说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话都靠文学说出来，比如话剧《于无声处》，你们复旦的一位校友卢新华写的小说《伤痕》，陈国凯的小说《我应该怎么办》，等等。翻开1978年的获奖作品，全是那些说出了人民心里想说但是不知道怎么说，而且说不好又不敢说的作品。那时候的作品很过瘾，很痛快，当之无愧地成为民众的喉舌。今天，我们小说家还被赋予一种心理医生的功能，恐怕每一位作家都会受到读者这样的要求：希望你能解答一下我的问题，生活当中，人生道路上碰到的难题。在这种种情况下，作家的角色有点类似于社会学家，似乎作家有必要对这社会上的许多问题负责任、作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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