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是美国人？”菲利普·普利姆罗斯一边说，一边因为激动而抽筋似的揉搓着下巴，一绺手纸因此脱落，造成其中一个伤口再次流血，“太可怕了。就是不能相信他们，这些造反的殖民者。”补充这句话时，他的神态似乎在刻意强调语言的独创性。

直到这时，他一直都在小心谨慎地听杜戈尔和阿曼达向他解释他们想让他做的事。可是一提到与阿曼达父亲的公司作对的那个凶狠的美国人，他的警惕心就一扫而光了。

“两年前，我向哈佛大学申请过研究员奖学金。当时我刚刚离开牛津。你们知道他们有多没礼貌吗？根本没有按照规则审查我的博士申请就断然拒绝了。这一点充分表明了和我们打交道的是怎样一类人。对了，比尔，你还记得咱们学校那个可怕的美国女孩吗？”

杜戈尔确实记得——“滚开，瞧你那张脸，我看了就想吐。”

“当然，这就是我最终留在伦敦的原因。很好，但不完全一样。我以为我会把另一个地方留到以后。”普利姆罗斯看了一眼杜戈尔，想知道他是否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阿曼达充满同情地低语着。杜戈尔可以想象，菲利普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基于延期喜悦的原则设计的，因此事后他可以说，“我在牛津/哈佛/剑桥的时候……”，具体选择说哪个学校，要根据上下文而定。接着他放弃了这个念头，觉得它没什么意义，且多半是不真实的。和普利姆罗斯在一起总会有这个问题，他会激发一个人天性中更不道德的一面，就像有的人会激发别人身上开心和慷慨的一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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