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苏拉谨慎地穿过马路。路上险情莫测——冰封的路面布满高低不平的车辙。人行道的路况更恶劣，积雪被压得敦敦实实，成为一整块脏雪板，更有因学校停课而无事可做的孩子驾驶雪橇在这块丑陋的大雪板上熨过来、熨过去。噢，上帝，厄苏拉心想，我的脾气怎么变得这样坏？似乎战争与和平都不能让我高兴起来。

待终于将钥匙插进临街的家门，她已经累坏了。过去，甚至在伦敦大轰炸时，购物也从未这样艰难过。刀一般的寒风吹皴了她的皮肤，脚趾也冻麻了。好几周温度没有上过零度，比1941年的冬天还要更冷。厄苏拉回忆着未来的日子，试图想起某个同今天一样冰封雪吼的大冷天，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冷，似乎能切实冻裂骨骼和皮肤。昨天在街上，她见两个男人为了开窨井盖竟动用了火焰喷射器似的设备。也许雪再也不会有融化的一天，人类不再享有温煦的天气，也许今天就是二次冰河时代的新开始。战火初歇，寒冰又至。

战争使她对修饰丧失了兴趣，她想这也许反而是好事。她从里到外依次穿着——短袖棉衫、长袖棉衫、长袖套头衫、毛开衫，在这一切之外，罩着二战打响前两年她在彼得·鲁宾逊商场买的冬令大衣，大衣已经破败不堪。下身不用说，自然是肉灰色耐用内裤、厚花格裙、灰色厚羊毛长筒袜。分指手套，连指手套，脖子上是围脖，头上是帽子，脚上是母亲的毛胆皮靴。要是有男人此时起了冲动，要把她剥光，将遇到巨大阻碍。“真能碰上倒不错。”以前做秘书时的同事伊妮德·巴克曾在喝茶时间这样说过。伊妮德自1940年决定跻身伦敦独立大胆的妇女一员，至今一直兢兢业业扮演这一角色。厄苏拉为脑中又闪现这样刻薄的念头而自责了一番。其实伊妮德是个好姑娘，尤其擅长使用打字机制作表格。相反，厄苏拉在秘书学院学习时最不能驾驭这项技艺。她曾报班学过打字和速记，算来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战前一切似乎都可归作古代史（她自己的古代史）。学习期间成绩出人意料地好。办秘书学校的卡夫先生曾说，凭她的速记功力，假以时日甚至能去老贝利当法庭书记员。要是那样的话，她的生活将完全不同，也许会更好。当然，如今已经无法回去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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