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乌托邦”一词，便来自托马斯·莫尔的这本书，但乌托邦这个概念不是，莫尔这部据说完成于一五二八年的历史名著其实只是普世性乌托邦概念的一个版本而已，只是乌托邦概念长河的中途一站而已，只因为人对更好或甚至完美世界的渴望是遍在的，久到几乎和人的存在等长，广到几乎等同于人在地球之上散居分布的实况。

现实有苦难，人有希望，这是乌托邦想像的真实基础——毕竟，凡有井水之处，总是就免不了就会有苦难有挫折，并由此催生出来相应的希望，而当苦难和挫折巨大到某个临界点（至于临界点何在，则因人的忍耐力、敏感程度和未来预期的不同而异），人的希望便跟着膨胀到产生质变：它或者更接近绝望，不再眷恋并彻底挣脱苦难的现实而去，冥想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美好世界来，这是某种宗教救赎的、或说某种心理治疗意义的乌托邦概念，这种乌托邦的建构者比较自由比较轻松，他只要穷一切想像可及的尽可能美好就行了，不去考量其实践的可行性，更遑论拿回到现实世界来使用，因此，他所揭示的与其说是一个世界，倒不如讲是某种境界，比方说《阿弥陀佛经》中释迦对他的大弟子舍利子的乐土描绘便是这样，美到极点，同时但凡还有一点理智的人也都晓得不可能到极点。而另一种乌托邦的建构者，则选择在彻底绝望之前一步硬生生煞住脚步，他们还愿意最后一搏，某种又像预留遗书又像终极社会工程蓝图的最后一搏，因为苦难已巨大到一种地步，说明问题的纠结盘缠已不是任何局部性的纠正改良所能解决了，事情必须彻底地重新来过，这于是成为某种社会总体工程的，乃至于召唤着革命的乌托邦概念，建构者不能只凭愉悦的想像力，他还得面对可行性的难题，从政治、经济、家庭结构、道德、法律乃至于人的日常三餐、衣着和行为举止云云，柏拉图的《理想国》便是这样子，我们晓得，这个历史上人气排名第一的乌托邦便开启于一场有关“正义”定义的辩论，而正方主辩的哲人苏格拉底很快发现，在眼前这个问题丛生的粗陋现实世界中，完满的正义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世界得重新打造，从最基础处开始一步也不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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