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禁忌严重起来是很以后的事，福柯说欧洲的性禁忌高峰要迟至十七世纪左右，同样地，中国也要到宋明两代这段期间，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我们来看巴尔扎克在他小说《米农老爷》中的一段话：“可怜的巴黎女人，为了你小小的浪漫，你可能喜欢默默无闻。可是公共场所的马车往来都要注册登记，写信要清查邮戳，信寄到了之后又得再次核对收件的印章，住房也相应要有牌号，这样，整个国家的每一小块土地都登录在册了，在这种文明之下，法国女人怎么可能随心所欲呢！”——这里，巴尔扎克不经意地为我们揭示出来，原来即便是某种道德的、形而上意识方面的禁忌，最终还是要动用到社会的物质性工具的，就好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邮戳、印章、牌号乃至于各式各样的清查登录簿册，要等到这种种的社会配备齐全起来，这一类的禁忌也才可能真正森严起来绵密起来，让置身其间的人无所遁逃于天地。早期社会身份的差异性分割意识，其力量只够开启它，绝对不足以完成它。

宋明，尤其是稍后的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专制君王时代，这可以无关君王自身的善恶良窳（尽管明太祖朱元璋真的不是个什么玩意儿），而是吏治系统的完整，愈见成熟的统治技术，宋代以降儒家主张的单一性、压倒性获胜并在外僵固为钳制读书人的八股科举，往内封闭为准宗教的严厉道德伦常系统（人类历史上好像没什么主张禁得住如此程度的大获全胜而不出大麻烦的，不管它曾经多睿智多悲悯多柔软开放），国家特务机构的建立和快速滋长，宰相的废除和帝王的亲领政事，还包括巴尔扎克所提到的，全面土地登录的所谓“鱼鳞图册”和全面人口清查的所谓“黄册”的完成——是这些东西，而不是（不止）人的恶意欲念，才让人对人的全面压制成为可能，包括形而下的人身行为言论，更形而下的苛捐杂税，以及性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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