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早年的著作，经过了大约四十年，按原样重版，又翻译成日文出版，这对作者本人来说不免又喜又愧。喜的是连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经过这样长久又这样坎坷的岁月，作者竟能及身见到还有海外的读者愿意阅读这本书。可是也必须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作者本人的思想多少已有了些改变。有些方面可能是比较成熟了些，有些方面却没有赶上时代，显得落后了。而且年事已高，锐气未免消失不少，今不如昔。青年人的可爱，也许就在“初生之犊不畏虎”。想当年我开始写这本书时还只有三十多岁，满怀抱负，要一探社会的究竟，还立志要写“三部曲”，一是讲人们怎么和怎样在社会体系里共同生活？一是人们怎样通过新陈代谢使社会体系能维持和延续？一是社会体系本身又怎样通过人们的创新而不断变化？这本《生育制度》其实就是我第二部曲的试笔。早年给自己树下的愿望到现在这年纪可以断言是落空了。这倒不能全怪过去的处境坎坷，主要还是阅历多了，明白了天高地厚，个人那么渺小，哪敢再做这样的妄想。近年来重读早年的作品，还常觉赧颜不止。看到要害处，却每见自己逡巡却步，穿不透、突不破，火候未到家也。现在要把这些初出茅庐的作品送到日本学者面前去请教，怎能不发生一种自惭之感呢？

我敢于把旧著重刊，还要翻成外文出版，自有另一种想法。我想，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历史在一定时空的产物，同时也成了当时当地历史的一部分。既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也会在更大的地域和更长的时间里起着影响其他事物的作用。历史者就是古人每一念及就会怆然而流涕的“天地之悠悠”。著书自非例外。在有文字的时代里，人们总是会用它来反映当时当地一部分人的一些观点。本身是历史产物的观点通过文字发生社会作用，同时也留下历史的脚迹。至于通过哪些人的头脑和手笔进行反映，那是无关宏旨的。文章一离手，实已不属于作者个人。真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因为它已成为历史长河、社会巨海中的一浪。如此看来，我还有什么权利把反映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年轻人中一些观点的记录，由于曾出于我的手笔而把它掩饰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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