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忆三年前，福武直先生七十庆寿，我未能亲往祝贺，曾托友人赠诗相遗。有句：“海外访知己，暮年日益稀。”知己日稀，交情日笃。前年与先生晤谈于东京，恨时间之短促，以在北京再见相约。及时先生果来华，而我却适因事外出，无缘践约。去岁噩耗传来，先生年幼于我而竟先我辞世，伤哉！今年初获若林敬子女士来信，谓先生生前友好倡议集文为纪念，承不弃，嘱为文参与。忽忆前诗，情不自禁，即韵续咏：“君竟先我去，羡尔事有继。”

人寿原不应以天年为限。作为生物的个人固然各有其自然的限度，但人之所以有异于其他生物者，即在其天年之外犹有可离其肉体而长存的社会影响，亦即古人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人师表就是立德，培育人才就是立功，著书立说就是立言。此三者固然都是个人的行为和思想，但一旦为社会所吸收，成为众人之事，就超脱了个人的天年，而得与社会长期共存。先生离世不久，而国内外社会学界同人念念不忘先生的道德文章，各以其所得于先生者发抒新见，著文立论，不仅表达后辈的思慕，亦所以发扬光大先生的成就，扩大社会影响。这岂不是后继有人之明证，怎能不使人羡慰？

我冒昧称先生为知己，实际上直到70年代末才有缘亲聆先生的教导。当时一见如故，友情自溢。何以故？其出于我们两人有相通之处乎？念先生在社会学上的造诣始于在中国华北、华中的农村调查。于大体上相当或稍前的时期，我亦已在中国华东及西南做农村调查。但两人关山重隔，战火弥天，各从其事，无由相识。事后互相对比在立论观点，为学方法上我两人却又何其相近。这岂能说是历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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