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记者的最初几年，我的智商不比现在低，却始终有一个小的困惑无法解决。我在采访中遇到过不少人，明明做着蠢事或坏事却振振有词，告诫我不要“捣乱”。我的困惑是，他们是真的持有错误观念，还是不知羞耻呢？这不只是私利可以解释得了的。我的思考前提是，有意识地做坏人的家伙不可能那么多。日积月累，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失真的世界里。

一个国家越是远离现代文明，为之服务的人们越是阅历深厚，他们就越可能以各种前现代的道统为天经地义。设想一下，如果我去采访李鸿章，关于帝制，他会说些什么呢？他也许是那个时代中国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会说中国人离不开皇上--他已经体制化了。这可不是我的臆测，一百多年前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是这么说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如今一个没什么文化的某某执法队员也可能真心诚意地认为掀翻小贩的车子是整肃市容的必然之道。

事实上，我的一个表弟就在某个省会城市正做着这个工作。我试图告诉他，粗暴执法是不对的。最终我发现这并不容易，因为他曾在执法过程中遇到无数困难，而一脚踢过去实在是最简明的解决之道。这时候我该怎么想呢？期望整个社会的进步渐渐地导致他不需要这么做，并且理解他？

当然不。这是个是非问题。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权力对无辜者的暴力都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一块小小的道德基石，但是正如那个著名的比喻，现代文明的航空母舰就立在这枚硬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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