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 ※ ※

“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剥笋”，一层层地剥去那些“异己”。

在“文革”中，党内在“剥笋”，政府内在“剥笋”，军队内在“剥笋”。

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剥笋”。

穆欣被“剥”掉了———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为“恶毒攻击”

之罪。江青随手给他扣了项“叛徒”之帽，让王烽派人去调查。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单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达也被“剥”掉。这位历史学家，早在1931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两位———王任重、刘志坚受到了“炮轰”。

在省委书记之中，除了陶铸，要算是王任重喜欢运动笔头的了。在王任重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亲自写的。正因为王任重颇有“文名”，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当“中央文革”副组长，也因为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风暴骤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轰。王任重虽然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光辉庇护，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对准王任重。不过，一般性的“炮轰”，还打不倒王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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