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 ※ ※

陈伯达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如此，陈伯达在“文革”中，也做过一些“好事儿”。

“好事儿”之一，就是批判“血统论”。在“文革”之初，“血统论”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统论”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袭制。在“文革”中，这种封建糟粕却被披上了红色的外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这样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轰动效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8月1日，这副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

最形象、最有煽动力的口号。于是，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的子女，成了“好汉”，趾高气扬；而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则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贱民”。这副对联引起激烈的辩论：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为“糟得很”。消息迅速传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陈伯达很快就作出反应。在这副对联出现的第四天———8月2日凌晨，陈伯达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就明确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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