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一位生前很有争议的诗人。他的思想的驳杂以及个性的凸现，很容易引起不同的评价。

茅盾在《徐志摩论》说：“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茅盾还从徐志摩《婴儿》一诗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着的“未来的婴儿”乃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茅盾是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但是他仍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位朋友对他的两个字的评语：这便是“浮”和“杂”（“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这两个字概括了诗人性格和思想的特点。徐志摩思想的“杂”是与他为人处世的“浮”联系在一起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徐志摩就是这样，接受得快，但却始终在波动之中。

因此，在评论界有人就以徐志摩为世人所诟病的《秋虫》、《西窗》等来批判他的消极倾向。他的思想驳杂，往往被简单地概括为“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他的思想倾向，则为“反动、消极、感伤”一类。但另一方面，思想驳杂的徐志摩又在《落叶》中热情地赞美苏联革命，并且呼吁人们“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秋虫》、《西窗》发表的同时，徐志摩还在在《志摩日记》中对五三惨案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同时还在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国民党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深重。”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极有兴味地谈论着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徐志摩在《落叶》中说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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