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求苟活，不化齑粉，也还好办一点，但是我要写作，要发表，这就难了。

我是一个刚刚露头就被砸下去的作者，《青春万岁》的出版已经遥遥无期，到1963年为止，我只发表过五个短篇小说和一点点散文之类，又面临着彻底封死的局面。越是要封或变相封杀，我越是急于发表东西，我变得急火攻心，饥不择文。事后想起，这也是一种急躁，一种轻浮，一种失态。这种心态，既无法改变不利的外在处境，也写不成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我反而对于在高校作教学更不安心了。

在西山的学习对于我来说最重大的意义不在于认识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而在于从这里出发去了新疆。

有一些从各省来的文艺工作的领导参加了西山读书会。他们与我闲聊时便介绍当地风土人情，令我神往。我想来想去，觉得在北京高校干不出什么名堂，尤其是我明白，我们的文学要的是写工厂农村，实际主要是写农村农民，在高校呆下去，就等于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火热的斗争，永远别想再创作了。而写作是多么迷人。记得我1958年下乡前看过一部日本影片《姐妹》，仅仅是那富有生活情趣的对话也叫我沉醉。我只想再接触一下文字工作，我只想再使用一下修辞的技巧，我只想再在文字中说几次“你好”“快乐”“缤纷”和“想你”……此生无憾。我不能就这样在小小的校园里呆下去，我要的是广阔的天地，我相信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与一些省区来的领导同志探讨去他们那里工作的可能性。江西，甘肃和新疆都表示欢迎我去。我觉得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魄力。同时，新疆文联的负责人刘萧芜同志恰恰从苏联回来路过北京，我与他见了面，加上参加读书会的新疆作协秘书长、《新疆文学》杂志主编王谷林同志，新疆当时就可以就我的调动总是拍板。于是我决定了去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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