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谈。顾名思义，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我与孑民堂确实有缘。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周扬也和我讨论，他说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领导也讨论过，是不是人年岁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能不能说只有青年才反对官僚主义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令我汗颜，我怎么可能主张只要青年不要领导不要老革命呢。我只是略微解释了一下，我并没有试图把林震当英雄典范来写，在小说中，我要表达的是对林式人物的命运颇感困惑而不是树立榜样。

我的说话大致谦虚适度。我看得出周扬的满意，通过开青年作者会，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口出狂言，惹恼领导。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什么看法？

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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