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全部表现中，唯一带点政治上的另类色彩的是他常常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重大的场面上的活动的参加者的名单，谁谁主持，谁谁讲话，谁谁剪彩，参加者有张某某，李某某……他会说：“老是一样的名单，多么寂寞啊。”

我的反应差不多是轻蔑地一笑：怎么着，您想上这个台盘吗？

我记不清与父亲谈他的思想情绪工作直到生活经济问题几十次还是上百次，我每次都雄辩地，情理并茂地给以忠言，给以鼓舞，给以严肃的批评。一时会好一点，基本上没有效果。当然，每次临别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我们一道吃了点饭，他会再抒正面的情，什么为时不晚，他的资质不差，他要振作起来，要从头做起，从现在努力，正好做出成绩。

我读过巴甫连柯的一个短篇小说《话的力量》，是讲斯大林青年时代信守承诺的故事。而与父亲谈话，我感到的是话的没有力量。

批判胡适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我开始有点瞧他不起，无法设想人民日报会刊登他的文章。没几天，人民日报把大样寄给了他，他兴奋若狂，怎么样扬眉吐气，怎么样拿稿费请我们吃西餐，都说到了。他根据人民日报理论版的编辑王若水同志的意见反复对文章做了修改，每天等待着大作的发表。一天晚上他突然前来，拿着王的信，就是说最后决定不用他的文章了。于是冷水浇头，全部泡汤。他痛苦得要死要活，比范进、比孔乙己还要狼狈得多。当天晚上他睡在我的房间，半夜腹痛，洋相出尽。我们的团区委当时已迁移到东四北大街靠近北新桥处，我自己一间办公室，并设了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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