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荣幸能为这本小书作序。

我想先说说我与梁漱溟先生两人对谈的因缘。

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对梁先生的生平志业产生兴趣，以他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在台湾与香港收集相关资料，寻访他的故友旧交。碍于当时中美政治局势，我始终无法前往中国，亲见我研究的对象梁先生。

1973年初，我头一次有机会前往中国。在当时，一个美国人能到中国去，仍是极不寻常的异例。为什么我能成行呢？这是因为在尼克松总统访中后，几个中国代表团在1972年陆续来美，而我充当中文翻译，起了沟通两国的桥梁作用，所以在1973年时，我与内人才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造访中国。当时，我向中方提出的第一个请求，便是希望可以同梁先生见面，但由于正值文革，时机敏感，我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拜见到梁先生，只能抱憾返美。

1979年，在我的梁漱溟研究《最后的儒家》出版成书的同时，中国的政治起了巨大的变化。这波改革开放的潮流也改变了梁先生的生活。原本与夫人蜗居在狭小房间的梁先生，被政协安置到有部长楼之称的22号楼，与文化名流如丁玲等对门而居。有了舒适的房舍，梁先生认为比较适宜见客，便即刻想办法与我联系。

某日我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来电，电话那头是一位高龄八旬的石老先生。他是梁先生20年代在北大的学生，刚从北京来美，受梁先生所托，捎来口讯，说是梁老已经知道《最后的儒家》出版了，希望可以与我见面。又过了几个月，一天课后，有个中国学生突然来见我。他不久前才从北京来美与父亲团圆。他拿着梁先生的联络地址，告诉我他旧日的邻居梁伯伯，十分希望可以见到我，看到我所出版关于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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