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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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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五八年三月)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2]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3]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的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门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上见物也见人,工业上只见物不见人。商业好像搬得少一点,计划、统计、财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否则就丧魂失魄。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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