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同龄人的我，在八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历过若干朝代，多少沧桑，可谓“阅人多矣”，而能在我心头始终爱戴不渝的，只有周总理和邓大姐这一对模范夫妻的崇高印象！

１９６６年８月，我的朋友老舍先生，在遭到红卫兵的毒打，遍体鳞伤，抬回家里，他的夫人胡藉青伤心饮泣地替他擦洗伤处的时候，老舍对她说的最末一句话，是：“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１９７６年２月，我的朋友巴金在致静如的信中，说：“总理逝世，全国一致哀痛，比丧失亲人还难过，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我和总理接触较多，回忆起来，他真是个完人。他的人格太伟大了。”

我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文中有：“１９５８年４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召我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把一腔冤愤，都倾吐了出来……”

１９８７年，在《人民文学》第十二期上，我的朋友赵清阁女士，又以《亲人》的题目，写了一篇很长的散文，描述了邓大姐和她“亲人”般的情谊和“邓大姐对国内外文艺工作者都很关心……”的许多事迹。

以上只是讲了最近我所看到的，文艺界朋友们见于文字的、关于总理和邓大姐的思念和评价。其实，在五洲四海凡是和总理、邓大姐有过接触的外国人士，又何尝不是以同样的“伟大”和“崇高”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的人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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