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民众犯错误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错误才是民众的作用。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1950)

在我们这颗饱受烦扰的小星球上，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是，发生在专制政府管理下的国家广泛存在的滥用酷刑、饥荒，而且政府本身的渎职罪远比民主国家为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出现错误行为时，前者的统治者下野的可能性远比后者要小。这就是政治中的错误修正机制。

科学的方法——与其所有缺陷——可以用来改进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我想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改进标准，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说科学离不开实验，那么，社会和政治的改进的实验怎样进行呢？人类不是电子，也不是实验用老鼠。但是，国会的每一项法案、最高法院的每一项裁决，每一个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命令、每一个最优惠利率的变化都是一种实验。经济政策中的每次变化、优先发展项目基金的每次增加或减少、每一次对犯罪判刑的加强都是一种实验。更换针头、使公众免费使用避孕套、使用大麻烟为非刑事案件，这些都是实验。不支持阿比希尼亚反对意大利，阻止纳粹德国入侵莱茵兰地区是一种实验。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实验。精神病医疗或监狱的私有化是一种实验。日本和西德在科学技术上大量投入，但在防务上不进行投入——结果导致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一种实验。西雅图允许公民可以持枪用来自卫，而其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却不允许，因而西雅图的枪杀犯罪率高于温哥华5倍，使用手枪自杀的比例高于温哥华10倍。枪支使得人们由冲动而造成的杀人变得容易，这也是一种实验。在所有的这些事例中，都没有进行足够的控制实验，或者说变量没有完全分离。然而，政策思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和经常有用的程度上进行实验。由于社会实验的结果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无法鉴定，实验所造成的巨大浪费经常被人们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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