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并不存在着一个纯粹的“民间世界”，也没有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化形态，正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样，民间总是以低调的姿态接纳国家意志对它的统治、渗透和改造，同时它又总是从漫长岁月的劳动传统中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自在的理想的文化品格，而且，民间也不是完美的概念，它是一个包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污秽、苦难、野蛮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生活空间，有关这个空间的文化形态，又总是能够比较本色地表达出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情绪世界。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强烈地体现着国家意志和时代共名合流的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并不是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只是一种艺术补充出现的，只有当两者发生激烈冲突，民间的立场遭到全面否定的时候，它才会被迫以破碎的或隐形的方式曲曲折折地表达自己的声音。

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的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赵树理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异端，他早年曾接受过新文学的影响，但很快就发现新文学传统的圈子过于狭小，无法真正提供农民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他是属于中国民间传统中比较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农村知识分子，他把民间传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自愿当个“文摊文学家”7 ，完全出于自觉的选择。这一方面取个于他来自山西民间社会的家庭背景和浸淫过民间文化的熏陶8 ，更重要的是，他在战争的时代里看到了农民将会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民间文化传统也应该风云会际，获得复兴9.所以他始终想绕过新文学传统，将民间文化直接与实际的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他把自己的小说解释为“问题小说”10，所谓“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11，都包含了这种意思。他所说的“起作用”，不仅仅是利用通俗方法将国家意志普及远行，也包含了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这才是赵树理拥有的一般民间艺人所不可取代的特性。自觉的民间立场形成了赵树理特有的叙事美学和艺术风格，他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识字人读，并通过他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12他时刻想的是“自己供给的精神食粮群众能不能吃进去”13. 必须了解赵树理特殊的创作对象和创作观念，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创作的美学意义。一般来说，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是五六十年代作家共同所遵循的创作方向，但象赵树理那样，把自己的文学对象具体规定为“农村中识字人”（大约不会超过中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和“不识字人”，应该说是很少见的。所以用新文学传统的审美眼光，用一般知识分子理性的眼光，都无法从审美感情上认同和理解赵树理的小说，甚至很难走进赵树理艺术世界之门。赵树理所要表达的，不是概念形态的农民，也不是艺术形态的农民，而是实实在在的山西农村日常生活当中的活人的具体感情，没有一点儿的虚伪。他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创作的重要作品，虽然也表现出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农村生活，但那是用民间的山泉洗过一遍的生活，显现出民间的本色。《小二黑结婚》写农民的自由恋爱，却先写一个三仙姑，因为爱情得不到满足而装神弄鬼的女巫，接着是农村流氓窃取村政权为非作歹，压制青年农民的自由恋爱……把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社会文化历历在目地展现了出来。同样是写土地改革运动，别的作家都是按土改政策文件铺展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情节，而《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却土头土脑地描述了农民在土改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心态和遭遇的尴尬事件，他总是紧紧盯着这块土地上蠕动着的那些小人小事不放。如果按“阶级斗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衡量，如果用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的审美标准来衡量，赵树理的小说怎么也谈不上“深刻”和“魅力”，但是，如果我们暂且放弃一下“五四”以来政治与艺术逐渐结合而成的一系列新文学批评标准：如“深刻性”“典型性”“史诗”等等，换一付农民的眼光，就不难理解赵树理笔下所展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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