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与红毡帽

不久以前，我读了某位文学家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愤然而起，对叙利亚开往埃及的某一条法国轮船的船长和船员表示抗议。因为当他在餐桌边就座时，这些人曾强迫他或试图强迫他摘下他的红毡帽。众所周知，在天花板下脱帽本是西方人的习惯。

这一抗议令我吃惊，因为它向我表明，东方人对其个人生活中的某种象征是多么执着。

我佩服这位叙利亚人的胆量，就像我有一次曾对一位印度王子表示钦佩一样。那次我邀请他出席观看意大利米兰城的一次歌剧演出，他对我说："如果你邀请我去访问但丁的地狱，我会随你欣然而往。但我不能在一个禁止我缠头巾和抽烟的地方落座。"

是的，我看到东方人执着于他的某些信条，即使对他的民族习俗的某个影子也紧紧抓住不放，这使我惊讶不已。

不过，我的这一惊诧不会也决不可能抹掉它后面的那些与东方人的本性、东方的种种嗜好与说法相联系的粗鄙事实。

这位认为在洋人轮船上脱掉红毡帽是件难事的文学家，如果能够想到，这一高贵的红毡帽本是在一家洋人的工厂里造出来的，那么对他来说，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一条洋人船上，脱掉毡帽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

假如我们的文学家想到，在区区小事上的个人独立性，过去和将来都取决于科技独立和工业独立这两大独立的话，那么，他就会顺从他不声不响地摘掉红毡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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