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离开莫斯科之后，莫斯科的生活仍旧回到以往的平淡之中，这样的生活是如此平凡，以致令人难以想起前些日子高涨的爱国热情，难以相信俄国的处境真的岌岌可危，难以相信英国俱乐部的会员就是不惜任何牺牲的祖国儿女，唯一能令人记起国王在莫斯科期间那种普遍的爱国热忱的事情，就是关于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的号召。这事儿一做起来，就附以法律和正式官方的文件，成为非做不可的了。

随着敌人逐渐的逼近，莫斯科人对自己处境的态度，正像那些眼见大祸临头的人们常有的情形一样，不但没有变得更严肃，反而更轻率了。在危险迫近时，人的灵魂里常有两种同样有力的声音：一种声音很理智地叫人考虑危险的性质和摆脱危险的办法，另一种声音更理智地说，既然预见一切和躲避事件的必然发展是人力所不能做到的，又何必自寻烦恼去考虑危险呢？最好在苦难未到之前不去想它，只想些愉快的事。一个人独处时，多半是听从第一种声音的，但在大众生活中就相反地听从第二种声音了。现在莫斯科居民正是这样。莫斯科很久以来都没有像这一年这样快乐了。

拉斯托普钦散发了一种传单，上面画着一家酒馆、一个酒保、一个莫斯科小市民卡尔普什卡·奇吉林（这个奇吉林曾当过后备兵，他多喝了几杯；听说波拿巴要攻打莫斯科，就火冒三丈，用脏话痛骂所有的法国佬。他走出酒馆，在鹰形招牌下面，对聚在那儿的民众讲起话来，），这张传单如同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①的限韵诗被人们诵读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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