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斯坎比先生派人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离开警察所，虽然我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天了。他们派了两名警察保护我，虽则当时并不需要这么谨慎。就在船上的黄旗降下来、我们上岸的那一天，《纳塔耳广告报》有一个记者跑来访问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我在答复中对于反对我的各种说法，逐一作了批驳。由于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的建议，我在印度所作的报告都有讲稿，而且和我其他的文章的副本一起都带在身边。我把这些文件全部交给这位记者，并且向他指明：我在印度所说的，全都是我在南非说过的，而且还不及在南非说过的话强烈。我还向他指明，“戈兰”和“纳德利”的乘客到南非来，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有很多人是老侨民，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耳，而是准备到德兰士瓦去。当时对于那些前来寻求财富的人，德兰士瓦提供了比纳塔耳远为良好的前景，所以大部分的印度人都愿意到那里去。

这次谈话和我拒绝控告闹事的人，产生了这么深远的印象，以致杜尔班的欧洲人都惭愧于自己的行为。报纸上宣布我是无辜的，并谴责那些暴徒。这次的迫害就这样终于成为对我、也就是对于我们的事业的赞许。它提高了南非印度侨民的声誉，并使我的工作更加便利。

过了三、四天，我便回到家里，不久我又安顿下来了。这次事件增加了我的律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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