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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与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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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与闲暇

顾亭林《日知录》曾引用《论语》里两则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当时北方人易犯的病。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是当时南方人易犯的病。其实此二病乃一病。正因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才至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若使生活艰难,饱食不易,那有闲工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呢?大抵此两种病弥漫中国古今南北,并不从晚明始有。至少在宋以下的中国,更显然地曝着了。那是一种农村社会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农村社会的小地主阶层更易犯着。

张横渠尝说:“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这里惰字却是中国人之真病。惰了便骄,骄即惰之外相,亦是惰之内情。其所以惰者,则由其生活闲散,不紧张,不迫切。横渠是关中人,关中地区,在北宋时生活尚较艰,但横渠已如此说。关中以外的地区更可想见了。

朱子曾说:“内无空寂之诱,外无功利之贪。”试问如何能不贪功利,岂不先得要生事易足?但生事易足,便易为空寂所诱。朱子所说的诱人空寂,乃指佛教言。佛教思想来自印度,正因为印度人生活更较中国轻易,才爱走向空寂的路去。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观点远较中国人为强烈而认真,则因西方生事更较中国艰难也。

功利是纯现实的,而空寂则是纯理想的。功利是纯物质的,而空寂则是纯精神的。因此想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标榜着一种中和态度的人生哲学,显然是由中国北方农村经济下产生。他们不耽空寂,但也不着功利,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墨家在当时,大概他们的出身较儒家是更艰苦些,因而他们笃实的意味也较儒家更浓厚了。由笃实而走上艰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贪功利。当时中国北方农村需要笃实,却不必定太需要艰苦。因此墨家思想终因其太接近计较功利,而没有儒家般易受人欢迎。道家则较闲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紧张,又不太闲散之中道上,这是中国思想之正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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