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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的革命，因此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既有革命传统的萎缩，一是群众力量的复兴。我们已经看到（参见第二章），1917-1918年以来的革命，很少有建于基层群众基础之上者。多数由行动派的少数推动，全力投入，组织有素；或从上层发动，强制实施，如军事政变或军方占领——虽然这并不表示在适当的状况之下，它们就没有真实的群众基础（只有当变动是来自外来的征服者时，情况才会有所不同）。但是到20世纪末期，“群众”再度回到舞台上，这一回，再不只是充任背景的角色，反而一转身担纲演出。而少数人的行动主义，则以农村或都市游击队及恐怖分子的姿态出现，继续在发达世界活动，而且甚至成为当地固有的现象。在南非的重要地带，在伊斯兰教的区域，它们也是经常不断的景观。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国际恐怖事件已由1968年的125起，增加到1987年的831起，牺牲的人数则由241人增为2905人（UN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65）。

政治暗杀的名单也愈来愈长——埃及的萨达特总统（Anwar Sadat，1981）、印度的甘地母子（Indira Gandhi，1984，Rajiv Gandhi，1991）不过其中一二。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巴斯克自由党在西班牙，这两个团体的活动也都属于典型的小群暴力行为。它们的优点是，可以凭很少的数百人，甚至数十人完成任务，因为有兴隆的国际军火贸易源源供应的爆炸力超强、价格低廉、携带方便的武器炸药相助。这是三大世界日趋野蛮的一大征候，生活在千年末世的都市人群，愈发学会如何日日生活在为恐怖不安污染的气氛之中。但是这些行动，对政治革命的真实贡献却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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