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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起，类似的危机其实也开始侵蚀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第二世界”，只是这个趋势，一时尚未为人注意。病状开始时被极度缺乏弹性的政治制度所隐蔽，其病情随后却因同样原因而愈造沉疴，因此当变局来临时，其势更感突兀，如70年代末期毛去世后的中国，以及1983-1985年间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见第十六章）。经济上，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式国家计划领导的社会主义显然已迫切需要改革；进入70年代，更处处出现退化迹象。此时此刻，也正是这个制度的经济——跟世上其他国家一般，即使程度不及——开始曝晒于跨国性世界经济烈日之下，饱受其难于控制的流动与无法预期的波动风雨吹打之际，苏联大举进入国际谷物市场，以及70年代石油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更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临终场景添上戏剧化的一笔。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不再与外隔绝，不再是不受世界市场风吹草动影响的自给性地区经济了。

东西两大阵营，不但在任何一方都无法控制的跨国经济下奇妙地结合起来，冷战局势下权力系统间的相互依赖，愈使其密不可分。我们在第八章已经看见，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夹在它们之间的世界，曾因此获得一个稳定的局面，因此当平衡不复之际，双方便都先后陷入混乱。而乱子不只在政治上出现，也包括经济层面。当苏联领导的政治体系突然倒塌，原先在其范围内发展出的各区经济分工与网络，便也随之崩离零落。原有的队伍既散，其中的国家及地区，如今便只好一个个独自面对它们根本不具备任何条件应付的世界市场。同样地，西方世界也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将这一批新来乍到的大批游勇——即旧共产主义“平行世界体系”（parallel worldsystem）的残余——整编入自己的世界市场之中。而且就算后者有心加入，欧共体组织却拒不收纳，即是一例。芬兰的经济，是战后欧洲最成功的实例之一，到苏联体系垮台，也随之陷入严重萧条。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实力，也由于其政府完全低估了吸纳人口达1600余万的东德所需的经济实力及难度（其实，东德还只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比例相当小的一支），而为自己及欧洲全体带来了莫大的负荷挫伤（应该强调的是，德国银行曾有警告，德政府却一意孤行）。然而这一切，却是未曾预料到的后果，事实上一直到苏联集团真正解体之前，事先谁都没料到此事竟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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