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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后的20年间的历史，是一页世界危机重重，失去支点大举滑落入不安定的历史。但是一直要到80年代，世人才明白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当年的基石已经粉碎，再也不能成形。直到世界的一部分全面倒坍之后——即实际“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与东欧集团——这股危机的全球性方才为人认识。在此之前，发达的非共产党地区自然更不承认危机的存在，多年来，众人都仍将每一回的经济难题，称为过渡性的“景气萧条”（recession）。半个世纪以来，令人联想起大灾难时期的“不景气”（depression）和“大萧条”（slump）二词，于是成为至今犹未完全解禁的禁语。更有甚者，只要提一下这个字眼，就可以使人不寒而栗，唤回当年那个恐怖的阴魂。甚至当80年代的“景气萧条”是“五十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时，连这句话也小心使用，不敢直指那段相对照的时期——即30年代。（广告人的文字魔术，已经被人类文明提高为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一环；可是文明本身，如今却陷落在它自己这个专长构筑幻境的机制之中。）只有到了90年代初期，才有人敢开始承认（如在芬兰），目前的经济难题，确实比30年代还要糟糕。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种情形实在令人困惑不已。为什么世界经济变得不再稳定？正如经济学家的观察一般，各项有助经济稳定的因素其实比前更强——虽然一些自由市场国家的政府，如美国的里根与布什、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后继者，试图将其中几项因素的力量减弱（World EconomicSurvey 1989，pp．10－11）。旧有大量生产制度中的一大关键所在——即难于控制的“存货周期”（inventory cycle）——在电脑化的存货管理以及更好更快的通讯传输下，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如今生产线上可以配合需要变化，随时调整产量：扩张期“刚好赶上”（just in time）大规模地生产，缩减期“原地不动”静待存货销清。这项新方法是由日本人首先试行，并在70年代科技的帮助下成为事实。其宗旨是减少存货，只需生产足够数量，“刚好赶上”经销商的所需即可。总之，生产能力的弹性大幅度升高，随时因应需求变化，在极短的通告之下灵活调度。这不再是一个亨利·福特，而是贝纳通（Benetton）的时代。与此同时，政府开支之大，以及名列政府支出项目下的私人收入——社会福利金及救助金等“移转性支付”（transfer payments）——也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前述两项政府开支的总和，如今已高居国内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说，在这个危机时代里有什么东西上涨的话，恐怕就数这两项了。单是失业救济、养老金，以及医疗费用的增加，就足以推动它们的上涨。这个危机时代，一直延伸到短促二十世纪末期。我们大概得再等上数年，才能等到经济学家也拿起历史学家的最后武器——即后见之明——为这个时期找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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