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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类遇到从未经验过的新事物时，虽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更看不出其中的所以然来，却往往搜索枯肠，想要为这未知的现象找出一个名目。就在本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正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一切新名词当中，都少不了一个“后”（after）字，通常是以拉丁字衍生的同义宇“后”（post）字出之。几代以来，用以厘定20世纪人类生活精神领域的各式各样名词，便纷纷被冠上了一个“后”字。于是这个世界，以及其所有的相关层面，成为后工业（post－industrial）、后帝国（post－imperial）、后现代（ post－modern）、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后谷登堡（post－Gutenberg），后这后那，凡事皆后。这些加在字首的前缀，就像葬礼一般，正式承认了一代一事的死亡。但是对于死后来生的性质，人们却不但缺乏共识，甚至根本不能确定。人类历史上变化最最富戏剧性、最迅速、也最为普遍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便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进入了身历其境的当代思维者的意识深处。这场变革转型的记录，即是本章的主旨。

综观这场社会转型的最大特色，就是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与普遍性。诚然，在此之前，发达国家——就实际意义而言即中西欧和北美地区，以及其他地区俨然世界骄子的少数富贵中人——长久以来，便已生活在经常的变化之中，在他们的世界里，科技不断蜕变，文化不断更新。对这一类人而言，进一步的全球性大变革，不过加速并加强他们原已熟悉的变化罢了。说起来，30年代中期的纽约客，不是已仰首瞻望着那座高度傲视全球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Empire StateBuilding，1934）？帝国大厦稳坐世界第一楼的宝座，直到70年代才被取而代之——而挑战者的高度，也不过多出仅仅三十几米而已。因此，物质增长的量变，到底对生活造成何等质变？这个问题不但要经过好一段时间方引起世人注意，更别说如何去有效测量其中的程度了。而此种迷茫现象，即使在前述的优越地区也不例外。但在全球性的层次上，这番变动却突如其来，宛如地震似地排山倒海。因为在50年代，80％人类突然结束了中古时代的生活。更确切的形容是，世人在60年代，开始感受到中古时代的确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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