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阿瑟通常对做学术报告并不感到紧张。但当时在桑塔费研究所召开的经济学会议却非同寻常。

他在到桑塔费之前就感到某件重大的事情正在进行之中。“当那天阿罗在校园截住我时，我听说约翰·里德、菲尔·安德森和马瑞·盖尔曼这些人物是这次经济学会议的幕后策划人，后来桑塔费研究所所长又给我打了电话，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这次会议被桑塔费研究所的人认为是一个里程碑。”阿罗和安德森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将会期定为整整十天，这对学术会议的标准而言，是相当长的会期了。乔治·考温准备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那一天约翰·里德也将亲自出席。（确实，安德森准备参加会议就是一个见证。七个月之前，即1987年2月，世界上所有的凝聚态物理学家都为发现外表粗糙，但在达到相对温和的液化氮沸点，华氏零下321度时能够高度导电的陶瓷新材料感到惊诧不已。安德森就像其他很多理论物理学家一样，正在没日没夜地想研究这些“高温”超导是如何达到这样的功效的。）

当阿瑟在8月底，即经济学会议召开的两周前到达研究所，并看到了会议出席者的名册时，他就明白了，展示自己研究成果的真正的机会来临了。当然，他已久仰阿罗和安德森的大名了。他还认识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汤姆·萨金特（Tom Sargent）。汤姆做过关于“合理的”私营企业经济决定与政府一手导致的经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研究，因而常被人们作为诺贝尔奖的竞争者而提及。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哈佛大学名誉教授、曾担任过世界银行研究中心主任的霍利斯·切纳利（Hollis Chenery）、哈佛大学的神童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来自芝加哥大学，率先将混沌理论用于经济学的乔斯·桑克曼（Jose Scheinkman）、以及比利时物理学家戴维·鲁勒（David Ruelle）。与会代表的名册上有差不多二十个名字，他们全都是这一数量级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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