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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和失败之外的另一选择就是暴动。当劳动贫民，特别是已成为贫民核心的工业无产阶级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暴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19 世纪上半叶，出现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实际上是群众性的社会革命骚动，是不可避免的事。1848年革命便是其直接后果。

1815 －1848年间的劳动贫民处境，着实令人震惊，这一点是任何通情达理的观察家都无法否认的，而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众人普遍认定，贫民的处境正在日渐恶化。在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便是基于这样的假定，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会超过生活所需的增长，并得到李嘉图派经济学家的支持。那些对工人阶级前景持乐观看法的人，比抱悲观看法的人少一点，才能也要差一些。在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至少有14种不同的出版物，是以人民的日渐贫困作为讨论主题。而且，关于“日益贫困和食物短缺的抱怨”是否得到证实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作为学术奖励的论文题目。16位竞争者中，有10位认为已得到证实，只有两位认为这些抱怨没有得到证实。从这类意见占有的压倒性多数，便可看出贫民普遍陷于令人绝望的苦难之中。

无疑，乡村实际存在的贫困状况，显然是最糟糕的，特别是在无地的工资劳动者，乡村家庭作坊工人，当然还有拥有土地但很贫困的农民，或靠贫瘠土地生活的那些人中间。那些发生在1789年、1795年、1817年、1832年、1847年的歉收，仍然造成实际的饥荒，就算没有额外灾难的干预，诸如破坏了西利西亚家庭亚麻工业基础的英国棉纺织品竞争，情况也是如此。1813年的伦巴底歉收，造成许多人仅靠吃肥料、干草、豆叶和野果制的面饼维持生命。甚至在瑞士这样的稳定国家里，像1817年那样的歉收年，也会造成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惨况。与爱尔兰饥荒的大灾难比起来，1846－1848年的欧洲大陆饥民也显得黯然失色，但这样的饥荒已经够现实的了。在普鲁士的东部和西部（1847年），三分之一的居民已没面包可吃，仅靠马铃薯维生。在德国中部山区，简朴、贫穷的制造业村庄里，男男女女坐在圆木和长凳上，很少有帘子或桌巾，因没玻璃杯而用陶器或锡杯喝水，居民已有点习惯了马铃薯饮食和谈咖啡。在饥馑期间，救济工作者不得不教居民吃他们提供的豌豆和稀粥。因饥饿而产生的斑疹、伤寒，在佛兰德斯和西利西亚的乡村肆虐，在那里，农村的麻布织工与近代工业进行着注定要失败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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