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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社会义的计算(三)竞争的“解决办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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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简单考察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者”(无论是企业的还是行业的)和S·E·C的关系中的几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管理者的任务就是按边际成本尽可能低并等于价格的方法组织生产。他怎样做到这一点呢?他成功的事实如何证明呢?他必须视价格为既定的,这就使他成为一个最近人们所谓的纯粹“数量调节器”,也就是说,他的决策范围仅限于生产要素的数量多少和他使用的要素的组合。但是,因为他无法刺激其供应比在规定价格下他们愿供应的要多的东西(或刺激其购买者购买更多的产品),所以他常常简直无法贯彻他的命令。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他不能以规定的价格获得更多的所需材料,则扩大生产以使其成本等于价格的唯一途径,举例而言,就是使用质量较差的替代物或使用其他不经济的方法。当他无法按规定的价格售出产品,而且在价格没有行政命令降低之前,他就只好停产,而这在真正竞争条件下完全可以通过降价的办法来解决。

另一个由行政命令决定的定期价格变化所引起的难题,是对未来价格运动的预测问题。兰格的解决方法果断但有点过于大胆。他指出,“为了核算方便,价格必须被当作常数,就象在竞争市场上企业家们对待价格那样”。这是不是意味着即使管理者确实知道某商品价格必须升或降,他也一定得象不知道一样?这显然是不行的,但如果他们都能自由地根据预测事先采取行动,来迎合预期的价格运动,那么是否允许他们利用行政上实施有效价格调整的延误?对于由于价格调整的时机不当或方向不当而引起的损失,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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