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理由相信，我们终于正进入一个理性讨论的时代，这种理性讨论被未加鉴别地假定为按理性的方式重建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相信，有意识地调节社会事物比独立个体之间的明显的偶然的相互作用会取得更大的成功，直到今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团体几乎都想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对人类行为进行集中指导。改良自由的社会制度似乎是那么轻而易举，这种自由的社会制度越发被看成是纯粹偶然事件的结果，并被视为本来可沿不同方向进行的特殊历史发展的产物。使这种混乱井然有序、将理性运用于社会组织、并根据公平的共同意愿和观念精心地设计社会，似乎是唯一值得理性的人类去干的事业。

但是，在今天，或许很明显，所有的派别都会承认，在这种信念增长的大部分时间里，某些象重建社会这样一些最严肃的问题甚至没有被认识，也很少成功地被解答。许多年来，社会主义的讨论——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讨论只是来自于作为一种运动出现的社会主义自身——几乎全部转向伦理学和心理学的间题。一方面，一般问题是，公正是否意味着需要按社会主义者的方法重新组织社会？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原则被视为是公平的？另一方面，问题在于，一般来说人们是否真的具有道德和心理素质，它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而言被隐含地假定为非常重要。然而，尽管后面这一问题的确导致了某些实际困难，但它实际上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人们所怀疑的仅仅是，新国家中的权威者是否处于在能够使人们恰当地执行其计划的地位。我们只是怀疑这种计划是否在实际上可能执行，而不是去怀疑，即便在这些困难不存在的理想状况下，计划是否会实现理想的目标。问题看起来只是一个心理或教育的问题；“只是”一词意味着，在最初困难消失之后，这些障碍肯定会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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