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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革命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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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海洋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上台以后的工作中心。但是,桂枝死了,给我带来的最直接损失是,每天睡到半夜,姑女红花会突然醒来,大哭着要她的母亲:“我娘哩?我要我娘”这哭声尖直犀利,如鲁迅的伟大匕首,划破漫漫长夜,弄得我彻夜不眠,耗损了我来日的许多精力。自然,我的母亲从岗上搬下来了,回到了他儿孙们的身边。镇政府在程岗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新的革委会名单后,母亲把饭端到我手里,怯怯地问了一句话:“爱军,你给娘说实话,你丈人下台是不是因为你?”我说:“娘,是他自个儿犯了错误哩。他烟瘾发了,敢从《毛主席语录》上撕下一页纸卷烟抽;他孙子拉屎了,找不到纸和石头,他敢从毛主席的书上撕下一页给他的孙子擦屁股……毛主席的书是啥儿?那就相当于过去的圣旨哟,你说过去谁敢对圣旨说个不字哩?见了圣旨谁敢不跪哩?不跪就要杀头呢。眼下新社会,民主了,不用像对圣旨一样对毛主席的话磕头了。不用磕头了你就敢撕下卷烟吗?你就敢撕下给孙子去擦屁股吗?”我说:“正好那一页上还写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段话,要不是他疯了,枪毙他也不是没可能。”母亲便将信将疑地又挪着她半大的脚儿去给他的孙子、孙女端饭了。此后,我伟大的母亲承担起了照顾革命家庭的全部担子和义务,每当红花半夜哭醒时,我就见母亲把红花揽在怀里摇来摇去,见我揉着眼睛从西屋(我一个人搬进西屋睡去了)到了东屋里,母亲就会说:“睡去吧,你明儿还有村里的一摊儿事,既做了干部就给人家干好些。”我的娘是这个鱼目混珠的人世上最圣洁、伟大的人。我不知道她用啥法儿使红花半夜不再啼哭了,使红生半夜睡着也不再磨牙说话了。走了桂枝,回来了我娘,家里的地总是洁洁净净,桌子和桌子上的主席像、红宝书及墙上贴的“语录画”,也总是锃光发亮。苇席总是卷着靠在门后边,凳子不坐时总是放在屋里界墙下。读了一年级的红生的书包放学后总是扔在院里或者屋子的脚地上,可过不了多久,那书包就又总是挂在墙上了。娘使我能够专心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运动了。在冬闲的日子里,我首先用水泥把“二程故里”的牌坊糊了一遍,涂上红漆,描上彩边,写上宋体大字,左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横额是“新的圣地”,我在程岗各户的墙上用白灰掺上细碎的头发,都泥出了二尺宽、二尺五寸长的一块白色壁板来,在那壁板上一律用红漆画了边,用黄漆喷涂出了几行字:“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派人去把十三里河上的大柳树伐了几棵,卖掉后统一购买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相当于对联的两个长条幅,左边条幅的字仍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的也仍然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把这些画像和条幅统一发放到各户群众家里,统一贴挂在各家上房正屋的迎面墙壁上。我在各个生产队的每一块田地的头上统一制作了一米见方的大木牌,木牌统一面向日出的东方,写了“三忠于”那三句火热滚烫的话:“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发动党员、团员、青年和退伍军人,以“一帮一,一对红”的方式,让识字的帮助文盲,先进者帮助落后者,年轻的帮助中年或老年,子女帮助母亲或父亲,要求70岁以上的老人尽量得会背毛主席语录30条;50岁至70岁之间的尽量得会背50条;30岁至50岁的人必须得会背80条;16岁至30岁的必须至少会背100条。我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通知程岗学校小学升级时分数高低无所谓,不及格或者零分也可以,但必须得会背毛主席语录50条,小学升初中,除了背那50条语录外,还必须会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用一个冬天的时间,绞尽脑汁,四处取经,在程岗创立了“三统一”(门前统一、家里统一、田地统一)和“一帮一、一对红;全村老少学毛选”的火红局面。我采取了超额背会毛主席语录者,以条数奖工分(1条10工分);不会背的罚工分(少背1条罚20分),若有抵抗情绪者,立马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共有39人遭此惩罚)的奖惩制度,使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除疯子、病人和弱智者)都处在火烫的红色环境里。像人人都是煮在锅里的鱼一样,惊恐乱跳,叽哇乱叫但谁也出不了锅口。我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环境就是一切;环境创造一切。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延安你很可能就是革命者,在敌占区,谁又能保证你不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我希望我能创立一个全县独一无二的新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希望程岗成为一块新革命的实验田。一个冬天下来,我的努力成果累累,丰产丰收,使程岗的革命在寒冷中,红流滚滚、如火如荼、火星飞溅。大街小巷的墙上都写满了革命的标语和口号,村里村外的榆树、槐树、皂角树、泡桐树、楝树、椿树上都挂满了革命的苹果和革命的梨(挂满树枝的塑料薄膜上,都画着梨、苹果、柿子、桃、杏等,这些果实上或果实的边上都写有一段语录或是一句毛主席的话);天空中红色飞舞,街道上红味四溢,地面上红花开放,家庭里红桌红床红箱子。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湖,红色的山脉红色的田,红色的思想红色的心,红色的口舌红色的语。姓张的见了姓李的,说:“‘斗私批修’———你喝没有?”答:“‘节约闹革命’———我喝过饭了。”问:“‘要破私立公’———你喝啥饭?”答:“‘不破不立’———老样儿,红薯汤。”张家要到李家借东西,推门进去见了人:“‘为人民服务’———婶,你家的箩筐让我用一用。”婶忙说:“‘我们要发扬白求恩精神’———你拿去用吧,新买的,爱惜一点。”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知道了,谢谢婶。”在那段日子里,你如果有机会走到程岗大队,你就会明白啥儿是“新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啥人才是“心明眼亮斗志昂”。在宣布我当村革委会主任那一天,四十五岁的平头王镇长在群众大会散了之后,把我叫到会场一角望着我,问:“你24岁了?”我说:“25岁了,复员一年了。”说:“爱军,你觉悟很高,是块革命的料,但你听我两句话,一是革命不要砸了二程寺,北京连故宫墙上的一根茅草都没动,你要砸了程寺就砸了姓程人的心,就要失掉民心,得到寡助了。二是一定不能忘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农民是以食为天哩。”我说:“你放心,王镇长,我明白凡是革命文化遗产我们都应尽力去保护。我知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革命是前提,生产是结果;革命是条件,生产是目的。”我那样说时王镇长以惊奇的目光望我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道:“那你就好好革命吧,组织信任你。”(我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正是他颠覆社会主义巨大阴谋的一次无意暴露,但后来,是我的智慧将他揭发出来了。)我知道王镇长并不一定真的信任我(他是老镇长程天民的人),可我革命的言行举止把王镇长征服了,王镇长对我无可奈何了。我在程岗创造的“三统一”和“一帮一”活动,被我和红梅写成《程岗学毛著经验材料之一》,寄给了县委、县政府,寄给了《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没想到县里还没反应过来,《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都在春暖花开时同一天登将出来了,还都加上编者按,称“程岗的经验是全地区和全省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的榜样”,于是,程岗果然成了全县革命的试验田。同年3月,程岗大队被县政府名为“红灯塔大队”(取延安宝塔之意),而我自己则被县委命名为“农民革命急先锋”的荣誉称号。两面红绸黄字的锦旗,赫然挂在了大队部的会议室。这是我革命初获成功的伟大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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