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于1941年12月参战的时候，费正清和我都在华盛顿政府内供职。我们希望并期待着回到中国去，这次是到大西南的云南和四川。自从日本人侵占东部省份以后，从美国到“自由中国”去就只能通过印度，从那里坐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到昆明。费正清是先去的，比我早三年。他在1942年8月中旬出发，沿着南美洲海岸坐短途飞机下行，然后经过大西洋中部的复活节岛，穿过非洲到达埃及，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最后飞越“驼峰”到达昆明。

在那里，清华的同事们和我们在北京时的其他亲爱的朋友们都到联大热烈地欢迎他，他把他们一行人用美国军用吉普送到8英里外的龙头村，钱端升和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由徽因设计的一座住宅里。在乡村小径的另一头，和它相邻的是梁氏夫妇自建的住宅，他们在离开时还恋恋不舍的。费正清认为它棒极了：“本地的土坯墙和瓦房顶，内部是轻质的木结构和粉白的石灰墙。后面则是在桉树丛中漂亮的小花园。”

过了一个星期，他继续飞行，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去上任。

战时的陪都对于费正清和许多美国人来说都是很新奇的，那些美国人大部分在接受战时任务被派到那儿之前都没有到过中国。这地方不仅是在地球的另一端，而且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和他们刚刚离开的华盛顿相反。重庆座落在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的会合处边缘陡峭的半岛上，是一个遥远的上水河港，从1937年下半年起就是国民党的战时陪都。日本空军周期性的狂轰滥炸已把城市的大部分都变为废墟，而为了紧急需要而匆忙的重建已造成了一座新城市，那从废墟中造起的摇摇晃晃的办公房和住房，比峭壁边上竹篱笆糊泥的窝铺也强不了多少。极端的气候条件使情况更为严重。冬天多雨，彻骨的寒冷和泥泞。夏天的潮湿和炎热比之华盛顿更甚，因为没有任何的防护手段。甚至洗涤用的水也不够用，许多家庭只能从几百级台阶以下才能从污浊的河里打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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