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臣

一

现在读张平的《抉择》（原载《啄木鸟》1997年第2、3、4期）如同过去读他的《天网》、《孤儿泪》一样，那感觉似乎只有“振聋发聩”一词来形容才是准确的。从始至终，我们的心潮都被作品的思想冲击力激荡着，震撼着。

读张平，这感觉大约是不会错的。我猛然想起老作家孙犁《论风格》一文中的一席话：“风格的土壤是生活，作家的前进的思想是它吸取的雨露。如果作家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充实的、战斗的、积极为人生的，那他的作品就像是生长在深山大泽的树木一样，风格必然是奇伟的。否则，即使作家精心修饰，他的作品也不过是像在暖室里陈设的盆景一样。在暴风雨里长大的才能是海燕，在房檐上长大的只是家雀。它们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这段话写得好，因此，不会忘。我的体会：第一，多年来这么讲“风格”的不多了。强调作家个人教养熏陶、性格特征、艺术师承、爱好趣味，掌握艺术语言和艺术技巧习惯等都是必要的，但脱离开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想感情、生活经验。取材范围等一些重要方面去谈“风格”，我以为总有些失重，因为风格的要领在于作家的人格和心灵，而人格的流露和心灵的投影是技巧或手法断然造作不出来的，所以，风格的核心实质，第一位的还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分不开的，也就是孙犁谈到的庄稼离不开“土壤”、“雨露”。第二，我们固然要反对“题材决定论”，但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题材无差别论”。题材当然来自生活，而且可以说“处处有生活”，然而，生活与生活却大不同，有的辉煌壮丽，有的靡琐灰色，有的深邃，有的表层。这就是孙犁谈到的“深山大泽的树木”与“暖室陈设的盆景”之区别；就是“海燕”与“家雀”之区别。这里我们无意贬低“盆景”与“家雀”，因为文艺要多样化才能构成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全局意义上的繁荣。所以，“盆景”的精美与“家雀”的灵动也是人们审美需要的，我们不仅要它们存在，而且还要扶植他们，但他们毕竟不能取代“深山大泽的树木”和“大海上翱翔的海燕”，因为后者更能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精神，更能代表我们奋发的民族形象，更能揭示我们巨变社会的本质真实。总之，更能表现我们国家腾飞的主旋律。成功地反映重大事件的作品，其教育与认识意义，甚或是审美功能比成功地描写轻小事物的作品，要大得多也深刻得多，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不随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因为社会向前发展的总是由旧世界的变革和新世界的创造这一伟大过程而实现的。这一过程中，现实世界永远是在新事物的生长和旧事物的灭亡的交替消长中发展的，也只有在这发展过程中才能见出何者有前途，何者无出路，何者向光明，何者面黑暗，何者趋于发扬，何者转于衰亡。那么，我们的作家就应该由此去区别和权衡题材的轻重，并且选择这变革与创造的过程中占重要地位的事物为文学的题材。同样，我这里也无意宣扬“唯重大题材论”，因为作家的生活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经历以及教养熏陶、审美取向的不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选择并驾驭得了重大题材。然而，文学反映现实终究不是被动的，当文学创作愈发走向“私人化”和“纤小”与“孱弱”，愈发缺乏社会内蕴的“宏大”、“深邃”与“阳刚”的今天，我们倡导并呼唤“主旋律”的突出与雄壮，怕并非多余。其实，我国古代文论中早已有过“千古相传”与“当日即朽”之说。如果我们不能给后代留存下反映我们当今伟大变革时代的千古留传的作品，岂不辱没了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岂不愧对了这段辉煌历史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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