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的“盗印”本，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幸。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Le coeur 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抵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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