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文典在北大和清华任教时的性格、神态，钱穆与周作人已有勾画，大体是不差的。钱氏文中所说的刘文典“晚年丧子”一事，发生于1931年著名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军大举侵占中国东北领土，进逼华北，张学良军队不战而退，东北沦陷，举国悲愤，学界更是群情激昂。北平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除罢课结队南下向政府请愿，还发起卧轨请愿行动。时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正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欲参加卧轨行动，回家请示后，得到了刘文典支持。作为教授的刘氏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若非采取一些极端办法，不足以令高高在上的党国领袖和军政大员醒悟并认识到下层民众的力量。当时北平已进入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身体羸弱的刘成章因在雪雨交加的旷野里连夜行动，饥寒交迫，不幸身染风寒，不治而亡。

刘文典失子之时为42岁，正是人生的鼎盛时期，算不上钱穆所说的“晚年”。中年丧子，给予刘氏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在极大的悲愤忧伤中，原本就较单薄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后来，随着冯玉祥发起的“长城抗战”事起，刘文典似乎又看到了一线救亡图存的希望。国难家仇使他强打精神，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以自己两度留日的亲身感受和对这一民族历史的观察研究，告诉弟子们日本对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号召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以便找到这一民族疯狂无忌的根源、症结与“死穴”，在未来抗战中给予致命的打击。与此同时，极具血性的刘文典怀着国破子亡的悲愤心境，夜以继日地翻译与日本有关的资料，有时竟通宵达旦工作。据一位学生回忆：“有一天上国文课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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