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昆明的艰难生活与困苦处境，最终导致蒋梦麟的思想和人生观发生了大的嬗变。北京大学校长在士林中吵吵嚷嚷，看上去热闹风光，但说到底还属儒生、寒士一个。按照古代对社会各阶层的划分，在三教九流中，儒生列入九流之“中流”阶层。到了元朝，政府按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把被征服的臣民划分为十个等级即“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此时的儒生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臭老九”，位列娼妓之后，连一个妓女的地位都不如（南按：再后来的“文革”期间，“臭老九”们多数成了反革命分子而被送进大狱，享受起老虎凳与辣椒汤的待遇了），与乞丐成了门对门、眼对眼的亲兄弟。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几近一个丐帮帮主，并无真正的地位和风光可言，其落魄之状在战时的昆明尤为明显。1943年12月，在昆明的蒋梦麟利用钻防空洞的时间，以英文撰写完成了自传体回忆录《西潮》一书。在写作间隙，他曾写信给正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希望对方能帮忙校正一下其中的错误。在谈到自己不用中文而用英文写作时，表面上的理由是在防空洞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但内在的动机还是为了在美国出版方便。此时蒋的5个子女都在学校读书，开销颇大，一切全靠自己与妻子微薄的收入艰难支撑，因而在请胡适校正的同时，也希望对方设法帮忙在美国寻找出版商尽快出版，以便“能赚点稿费养家糊口”。蒋认为在当时的贫困处境下，“如能摸几文钱，使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身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竟困窘至此，确也是令人扼腕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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