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暴秦”说的一个新论据，是帝国“专制”说。

传统“暴秦”说，其指控主要来自经济与法治两个具体方面。及至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史识在基本秉承传统指控外，又对秦帝国冠以“专制强权”定性，秦文明及其所处的原生文明时代遂成一团漆黑，似乎更加的万劫不复了。这一指控基本不涉及史料辨析，而是一种总体性的性质认定，因此，我们只作史观性的分析评判。

首先的问题是，这一理念的产生，有非常值得深思的四个基本原因。

第一原因，是中国古代社会作出的三阶段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社会”开端的战国秦帝国，便合乎逻辑地被冠以专制定性。顺便说及的是，作为根基概念的“封建社会”是否真正科学，已经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思想史家冯天瑜等人的文章相对深刻。这一质疑的出现至少说明，完全套用西方概念与理念框定中国古典社会，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原因，是西方文明史理念的影响。这一理念的基本表述可以概括为：举凡大河流域的文明，皆以治水为基础，生发出东方专制主义历史传统。这一理念的代表作有两部，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美国学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基于这一理念，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古典社会，被一律视为专制时代，秦帝国自然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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