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柳亚子老先生自述，少年时代的他，最仰慕的人物就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贾宝玉，而且他本人也是处处以贾宝玉为样板，什么地方女孩子多，他就往什么地方跑。所以柳亚子先生凭空创造出一个松陵女子潘小璜，固然是为了唤醒民众，但这种革命风格也是最适合于他本人的。

到了十二岁，柳亚子又有了新的崇拜偶像，不再以贾宝玉为模板规划自己的人生了。

十二岁的时候，柳亚子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这是因为康有为与苏曼殊、陈独秀等人的风格不同，苏曼殊也好，陈独秀也罢，都是走的“利用小说反朝廷”的路线，这对于国人来说未免有些隔靴搔痒，不够痛快，不够刺激。

而素有南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则是直言议政，不像苏曼殊、陈独秀那样遮遮掩掩，更不像周豫才同学有着把简单的事情弄得特别复杂的本事——周豫才同学送给拒俄义勇军的那首诗，时过百年史家还争论不休，“灵台无计逃神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我血荐轩辕”，又是一个如何荐法？

文学把政治复杂化，政治把文学简单化。

当时的事情就是这样，康有为和梁启超一边大搞公车上书，呼吁朝廷立即推动政改，实行变法，一边翻译日本小说《佳人奇遇》，希望用东洋美女把国人从沉睡中唤醒……

鲁迅也好，苏曼殊也好，陈独秀也好，梁启超也好，为什么大家都一窝蜂地翻译小说呢？怎么就没人翻译科学或者是哲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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