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勋如是在什么时候写成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疑问。我翻阅这书的封底蝴蝶页，上面注记着几行资料——出版者：革心出版社/发行者：汗勋如/社址：台北永和秀朗路一〇八－二号/办事处：台北市和平东路陆装二村三四号/内政部登记证内警台业字第三〇四号/中华民国五十五年一月台初版。

一九九二年，民国八十一年六月六日，高阳谢世。七月十三日，我读完了汪勋如的著作。我猜想是高阳那种考古工匠式的琐碎好奇心在我身上酦酵作祟着了；我对汪着的出版日期有着骨鲠在喉一般的不安和狐疑。

质言之：以汪勋如例举实事为证，试图揭露天地会暗中破坏社会秩序、制造大众惊扰的动机而言，他为什么只写了一宗疑似跳楼，目杀案、一宗坠机案、和一宗未及其详的暗杀案；而未及新生戏院的那场大火？

再者，“我等亡命天涯老儿”这话说得似乎同孙小六幼时印象所及的类似，也就是“有时一、两个”、“有时五、六个”的数目，似与“我等”（而非“我”）暗合。孙小六出生于民国五十四年八月中，到了第二年一月十九号那天新生戏院便失火了。假设孙小六分别在两岁和七岁上两度“住”

在新生戏院里的经历亦属事实，而汪勋如又曾经趁他还是个幼儿之际传授了他一套《吕氏铜人簿》的医道口诀，则必须是民国五十六、七年间的事。此后孙小六再也没见过汪勋如了。从这些散碎零落的事实上看，最合理的一个推测是：民国五十四年八月，发生“万老爷子砚方无故殡命”事件之后，汪勋如写下了这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至少这本书（于民国五十五年一月）脱稿出版之前，汪勋如尙未遭逢、亦不可能预见新生戏院会发生一场大火，是以像火灾这么明显的人为灾难，并未见诸是书文字。反过来说、。或许正因为汪勋如写成这部书，公然贩卖于市，致使有心人在读过之后，无论是从内容或编校印刷——也就是出版和营销这条管道——循线发现了汪勋如及其它老人在西门町新生戏院落脚藏匿的踪迹，而后雇请纵火专家，出手处置；这是有其可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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