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7月16日，这一天的中午之前，伊戈尔·科马罗夫正坐在基赛尔尼大街上那幢大楼的办公室里，通过内部通信对讲机与他的第一私人助理通话。

“昨天我给你的那份文件你看了没有？”他问道。

“总统先生，我已经认真地看过了。我认为文章写得十分精彩。”阿科波夫回答。科马罗夫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称呼他为“总统先生”，指的是爱国武装联盟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他们深信12个月之后，他肯定将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总统先生。

“谢谢你，”科马罗夫说，“请现在将那份文件还给我。”

内部通信对讲机关闭后，阿科波夫起身去他的壁式保险柜取文件。他已将保险柜的暗码牢记在脑子里，他将中心刻度盘旋转了六次，保险柜门终于打开了。他急忙在里面寻找那一份黑皮封面的文件，但是找不到。

他感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一件件、一本本地过目，全部搜寻了一遍。他的内心慢慢地开始发冷，部分恐惧，部分怀疑。他镇静了一下，鼓了鼓劲，又重新开始再一遍的搜索。他坐在地毯上，将所有文件认真分类，一件件地仔细检查，还是没有那份黑色封皮的文件。他额头开始冒汗了。那天，他安心地呆在办公室整整工作了一个上午，他十分肯定在头一天晚上离开之前，已经把所有的保密文件锁到了保险柜里。他总是这样做，已经养成了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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