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父亲在位恰好13年，所以乾隆登极之初，就对13这个数字抱有不祥的预期。他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乾隆这个奇怪的预感竟然丝毫不差地实现了。这一年，乾隆遇到了两件“大不称心”的事，一件是金川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面对小小顽敌清军骑虎难下，清朝政府面子丢尽；另一件是孝贤皇后去世。

表面上看，皇帝起居仍按常度，似乎皇后的去世没有影响大清帝国的运转。事实上，古往今来，几乎没有哪个皇后之丧引起过国家这样大的变故。

在乾隆皇帝看来，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为皇后办理一个风光盛大的葬礼，这样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皇后的去世，对皇帝和对别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他人很难感同身受皇帝的悲痛。对朝中大臣们来说，皇后的丧事对他们不过意味着例行公事地完成丧礼礼仪，对各地疆臣来说，也不过是给皇帝写一封表达悲痛的奏折而已。这是国朝百余年来的定例，谁也没有料到这一事件会演变成一场全国官场的灾难。

在葬礼办理过程中，懒惰懈怠的官僚体系一再出现一些心不在焉的错误。皇后去世一个月后，皇帝阅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发现满文译文中将“皇妣”一词不小心译成了“先太后”，这一小小过失让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刑部见皇帝盛怒，揣度皇帝心理，从重判为绞监候。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认为判得还不够重，甚至因此认为刑部官员庇护原尚书，将刑部所有官员都一律革职，将阿克敦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消息传出，全国官员都大惊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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