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3岁的钱穆在苏州省立中学任教。胡适应邀到苏州女子师范、苏州中学作演讲，他来苏州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见钱穆，因有人介绍“莫望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当时的钱穆正致力于《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写作，并发表一部分于南京某杂志，但是有两书讨论《史记·六国年表》，始终找不到。钱穆“骤见一天下名学人”，故“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尴尬的胡适不作答，以“忘带刮胡子刀”“积习非此常用刀不可”为借口，欲返沪。胡适临行前，给钱穆留一上海地址，“曰，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这是两人初次见面，胡适正式与钱穆说的仅有的一句话。这也是日后钱穆与胡适不谐的原因之一。钱穆在晚年对这件事亦做了自己的反思，但更多的仍是对胡适的不理解。

钱穆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评“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对胡适本人，钱也连带批判：“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明白昌言，中国之有大学必确然自北京大学始。‘二十五史’所载历代国立太学皆摈不得列于大学之林。此诚无法解说者。”对自己，则庆幸：“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谫陋，未敢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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