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后，雄心勃勃，称“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否则对不起北大，对不起自己。”他的目标是“一心一意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适57岁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内的北大校庆纪念会上，胡适致词：“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是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语至痛切处，痛哭失声，会场一片凄然。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急匆匆拉着夫人坐上了国民党的专机，已经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书籍无法带走，甚至连小儿子也来不及通知，包中只装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临行，留下一便笺，内云：“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季羡林的回忆文章写道：听说，他（胡适）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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