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的艺术》自序中，林语堂写道：“我的理论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人；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

应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之邀，林语堂将旧小说《四杰传》中的故事“唐伯虎点秋香”改编成电影剧本。为契合西方习惯，把“唐伯虎”更名为“唐伯纳”，并把它作为剧名。

林语堂主张：“作文人而不准备作文妓，就只有一途：就是带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点。要有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独来独往，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在文学的创作上，林语堂主张文章须以“清楚通顺”为第一，不要求摩登，不要讲洋化，他认为新的八股和抽象的写作都要不得，文字创作必需口语化才能感人，必需跳出传统“做文章”的错误文学观，避免文藻堆砌，才能发挥“自然国语的力量”。外国文学他推崇的是英国文学，而英国文学的特色就是清楚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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