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我国除了官方通信外，尚没有正式传递私人信件的机构，一般百姓只能通过来往熟人捎带书信。《诗经》中有几首关于戍边兵士希望有人捎信的诗篇，其中一首叫做《采薇》，唱道：“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意思是：心中忧闷如烈火中烧，又饥又渴，驻地也没有一定，哪能找到一个方便之人给家中捎个平安书信呢？另外还有一首题为《匪风》的诗，有两句为“谁将西归？怀之好音”。意思是：有什么人将要回转西方？我要请他给家捎个平安问候。到了战国时期，也没有递送一般百姓及普通官吏私人信件的机构，只有当时握有大权的少数贵族才建立起自己的通信联络组织。那时候，有一批新兴地主势力兴起，常常拥有大批的人员，组成私人通信情报网。著名的四公子即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就是如此。

秦汉也没有合法的私邮制度。官员互相之间的通信联系，往往通过官邮系统来进行。有时通过向上级汇报情况时顺便捎带几封私人书信，有时则凭借自己的权势，迫使官邮为自己服务。但一般说来，这是法律所不许可的。至于普通百姓通信就更为困难，他们即使要用书信向政府反映情况，也不可能通过官邮进行，只有当事人通过“公车上书”，专程到京都去。汉武帝时一个叫朱买臣的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晋见皇帝的。西汉初期只有一种人拥有私邮设置，那就是有权有势的“诸侯王”。但割据局面结束后，私驿也就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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