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远洋航运事业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时期。到了汉朝和唐朝，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远洋航运有了较大的发展。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曾派使臣、贸易官员和应募商民，从广东出发行船约五个月到都元国(苏门答腊)，再行船四个月到邑卢没国(缅甸太公附近)，又经二个多月到黄支国(印度马德拉斯附近)，自此往南到已程不国(斯里兰卡)。最后由黄支国返航，约八个月到皮宗(马来半岛)，又行八个月返回中国。这是我国航海船舶经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上航行的真实记录。当时，已不程国是交通中转站，中国从此处可购得珍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等，中国的丝绸等则由这里转运到罗马等地。东汉桓帝在位时，大秦(罗马帝国)派遣使者航海来到中国，从而开辟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海上通路。这是中国同欧洲国家直接友好往来的最早记录。这种友好往来，把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连结起来，构成了一条贯通欧、非、亚洲的海上航线。这是继陆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之后，又开辟的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到了晋朝，有一个重要事件在我国远洋航运史上有特殊意义，这就是公元409年至412年东晋的著名僧人法显从印度洋远航归来。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佛教的经典也开始翻译过来。一些外国僧人来到中国，如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印度僧人佛图澄来到中国，中国的僧人也到印度去求法，最有名的是东晋后期的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长安约得同伴九人西行，历经艰难坎坷，达到印度寻求戒律。同行僧人有的丧身异域，有的不再返回，但法显“欲令戒律流通汉地”，弘扬佛法。最后只有他一个人从海路远航归国，这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了。回国后，他除了翻译带回来的大量佛经外，又撰写了记述这次求经见闻的《佛国记》一书。它是我国详细记述古代中亚以及印度、斯里兰卡南海诸国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有关1500年前中印远洋航行的纪实之作，史料价值极高，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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