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退出大陆，这30多年的时间中，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的存在，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留学教育发展的起伏。

中华民国刚一建立，留学生便成了社会的宠儿。宋教仁当时直言不讳地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他所说的革命党，大多为留日学生。在有传可考的328名革命党人中，留日出身者达285人。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国会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选出的50名委员中，留日学生达41名。后来的北洋政府时期，其第一届内阁阁员共12名，留学出身的就达10人，如唐绍仪、王宠惠、施肇基、段祺瑞、陈其美、宋教仁、蔡元培等。刚刚建立的资产阶级新政权，急需一大批经过训练、受过现代教育并熟悉西方各国崛起富强的思想和方法的人才。这样，留学生们便被普遍地吸收到政界和实业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顾维钧在国外正撰写博士论文，就被邀回国任总统府的英文秘书，他感慨万分，“一个年轻人刚刚从国外回来便受到这样的殊荣，这实在是令人感到荣耀的事”。据1915年2月的北洋公报记载，在249名报考文官的留学生中，一次就录取了151人。其任用安排是：“超等”分发至中央各部以荐任文职或技术职；“甲等”和“乙等”分发至中央各部学习一至二年后以荐任文职或技术职；“丙等”分发至各省委任相当各职。待遇、职位、安排都是非常优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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