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秦始皇的焚书而藏匿的书简，在汉武帝下征书令后，不少从地窖、墙壁和山中被发掘出来，因埋藏日久，简编断朽，错乱脱落；另外，同一种书籍，版本很多，“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chuan喘〕驳，不可胜言”《书》分为二，指今、古文《尚书》；《诗》分为三，指《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论语》有齐《论语》、鲁《论语》，还有古文《论语》；《春秋》古文的有《左传》，今文的有《公羊传》和《榖梁传》。">(《隋书·经籍志》)。因此，亟须对藏书进行整理、校勘和编目。

汉初，就开始了图书整理、编目工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汉武帝时因对外用兵的需要，整理和编制了军事图书，《汉志》就有“军政杨仆捃摭〔junzhi郡职〕遗逸，纪奏《兵录》”的记载。这个目录虽然不完备，但它毕竟是我国第一部专科性目录，值得一提。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刘向工作了19年就死去了，汉哀帝刘欣命刘向之子刘歆(约公元前50—公元23年)继续完成这个工作。经过长期的工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书目的开创之作——《别录》和《七略》。这两部官修目录不仅为中国的图书事业打下了基础，而且给历代中国目录学和藏书管理工作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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