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概述了中国古代农业各个阶段的主要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业并非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地区辐射的。中国农业在其发生期即已分布于广阔的地域上，黄河流域是一个中心，长江流域也是一个中心，面貌不同，各有千秋，同为中华农业文化的摇篮。事实证明，我国农业是从若干地区同时或先后发生，因自然条件的差异逐步形成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这种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又是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并通过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汇合为中华农业文化的洪流。这种现象，贯穿在我国农业起源与发展的全过程中，我们称之为多元交汇。

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它们大体以长城为界，在地区上相互分立，在经济上却相互依存。两大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碰撞，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以至政治史的主要线索之一。在此过程中，农耕文化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牧区对农区存在着较大的经济上的依赖性。游牧民族虽曾多次入主中原，但结局无一例外地被农耕文化所融合。而随着土地的垦辟，总的趋势是农区不断扩大，牧区不断缩小。

在农业文化内部，又有北方的旱地农业和南方的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其形成以秦岭、淮河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其发展则有赖于相互的交流和融会。中唐以前，华北旱地农业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这既是因为黄河流域土壤、地形、植被等条件有利于早期的开发，又与这里地处中原，便于吸收融会各地区各民族先进的农业文化因素有关。事实上，黄河流域的农业是在华夏族先民创造的粟作农业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方的稻作文化、西部的麦作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充实发展起来的。南方水田农业起源甚早，但长时期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至中唐以后，形成自有特色的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并终于后来居上，超过北方旱地农业。这既由于这里的自然条件需要社会经济条件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在的优势，同时也是南北农业文化交流融会的结果。这两种农业文化的形成、发展，它们彼此的交流及地位的消长，是我国农业史的又一主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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